1629年10月1日夜晚，那是一個滿月高掛天空的中秋節。
中國明朝的著名文人張岱和其僕人突然遊興大發，在深夜人靜的金山寺大殿上唱起戲劇，完全不怕吵鬧到這莊嚴肅穆的清修之地。因為張岱毫無所懼，而且不覺有失身份。
這時，距離張岱不遠的歙縣知縣張濤可能正在抱怨這吵鬧的聲音。
張濤所抱怨的喧囂俗聲是來自四通八達的商品經濟，以及放蕩不羈的世俗文化。張濤認為這些東西傷風敗俗、俗不可耐，但他無法理解這些吵鬧聲音正由於他的生活與全球世界連結起來。
再過幾年，千里之外的遙遠國度，一個名叫維梅爾的畫家快要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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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故事正好來自於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三本著作。
在第一本著作《為權力祈禱》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中，作者討論了晚明文人崇尚佛教風氣，這股風氣來自於一種時尚與自我文化定位的形成，上面的故事正好來自於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三本著作。
在第一本著作《為權力祈禱》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中，作者討論了晚明文人崇尚佛教風氣，這股風氣來自於一種時尚與自我文化定位的形成，而在第二本著作《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中，作者以張濤為經，盧立、崔博等歷史上不知名的人物為緯，描繪了晚明社會充滿一種流行長物、品味奢華的糜爛之風，這一物質主義的興起正反映著中國與世界的複雜關係。
而在本書《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中，作者在一趟愉快的旅遊中無意間注意到了荷蘭畫家維梅爾。卜正民注意到維梅爾畫中人物的穿著打扮，訴說著新大陸冒險者的壯志雄心；靜物擺飾想像了東西貿易的熱鬧場景，牆上的海圖，手中的陶瓷，作者從維梅爾的畫中感受到了全球化的蛛絲馬跡。他將在本書以數個人物和故事，為讀者交織一個十七世紀的全球圖像，過去與現在歷歷如臨，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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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是一個充滿戰爭、飢荒和小冰河時期的寒冷時代，故歷史學家以「普遍危機」一詞來表示這個不安的世紀，但17世紀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隨著航海技術與地理知識的進步，當葡萄牙人航行經過台灣時，驚嘆「福爾摩沙」 一詞，而西班牙、荷蘭人等先後來到東亞海域、拓墾非洲、殖民新大陸，世界不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環境。
傳統觀念將近代西方歐洲的重要事件，如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等定調為今日世界的基礎，簡言之是一個現代化的進程。而歐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領先群雄，故成就今日霸權，主宰全球，現代化理論更成為所有國家民族追尋效法的圭鎳典範，這說法可以從早期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到華特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中心邊陲世界體系。而近代學者則認為他們站在歐洲路燈下看事物，自然歐洲周圍發生的事件光芒四射，而遠處風景昏暗無光。
因此大約在九零年代，無論中外均有一批學者意欲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種族主義、偏見思考，如Andre Gunder Frank、Janet Abu-Lughod、王國斌（R. Bin Wang）、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全球視野下東西方，建立一個全球世界史觀的新切入點，這使我們在認識近代世界時，應注意到人非孤島，日常生活與周遭文化正在牽一髮動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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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是一個東西文化的接觸點與分水嶺。
在宗教思想上，這個世紀有第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在神州大陸上宣揚基督神性，帶來許多新奇玩意；而中國的官僚制度、深奧思想也深深吸引西方文哲，雙方都在相互認識對方，摸索底細。
在探險貿易上，尚普蘭為了製作帽子的海狸皮，也為了發現前往中國的新航路，在北美新大陸中的叢林荒原中與陌生的原住民溝通、戰爭與貿易，一步步填滿空白地圖的間隙；在民族人種上，韋特佛瑞（Jan Janszoon Weltevree）終身留在高麗，而拉斯科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則在中國遭受村民的襲擊，正因為他們完全不同的外貌與膚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狀必怪，這是「紅毛」、「黑鬼」等種族分殊的起點，更是多民族交流的證明。
煙草成為身分標誌的流行，鬱金香化為貪婪炒作的物品，從中國的內陸小道到歐洲的寬廣海域，而沈船白獅號上的貨物，訴說著海上絲路的貨暢通行，四百年的海底長眠，陶瓷耀眼如昔，無疑見證了時代縮影。
在書末討論〈東方三王來伯利恆之旅〉這幅畫時，作者指出不同人種、文化出身的人結伴同行，走在陰暗的大地，邁向不可知的未來，這正是17世紀的貼切描述。
17世紀全球的接觸交流，使雙方從陌生到熟悉，也讓選擇保守閉關的那一方，迎接下二個世紀的無情，新帝國主義的侵略洗禮。
21世紀的今日，「全球化」不是學院理論，更非政策標語，而與我們息息相關、有著不可避免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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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開頭提到的張岱、張濤和維梅爾，這三位相隔千里且可能互不相識的人物，他們卻在同一位作者的筆下使我們知悉，因為他們都身處那個相互交流的時代。
全球化在北美洲開墾的白銀中，文震亨的長物志，也在維梅爾的畫室裡。或許，我們今天拍攝的數位相片、電子郵件，也會成為幾個世紀後證明世界聯繫，最好的史料證明。
歷史正因為如此才令人有趣。願分享給所有的朋友，共享十七世紀的撲朔迷離。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23416155
中國明朝的著名文人張岱和其僕人突然遊興大發，在深夜人靜的金山寺大殿上唱起戲劇，完全不怕吵鬧到這莊嚴肅穆的清修之地。因為張岱毫無所懼，而且不覺有失身份。
這時，距離張岱不遠的歙縣知縣張濤可能正在抱怨這吵鬧的聲音。
張濤所抱怨的喧囂俗聲是來自四通八達的商品經濟，以及放蕩不羈的世俗文化。張濤認為這些東西傷風敗俗、俗不可耐，但他無法理解這些吵鬧聲音正由於他的生活與全球世界連結起來。
再過幾年，千里之外的遙遠國度，一個名叫維梅爾的畫家快要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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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故事正好來自於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三本著作。
在第一本著作《為權力祈禱》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中，作者討論了晚明文人崇尚佛教風氣，這股風氣來自於一種時尚與自我文化定位的形成，上面的故事正好來自於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三本著作。
在第一本著作《為權力祈禱》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中，作者討論了晚明文人崇尚佛教風氣，這股風氣來自於一種時尚與自我文化定位的形成，而在第二本著作《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中，作者以張濤為經，盧立、崔博等歷史上不知名的人物為緯，描繪了晚明社會充滿一種流行長物、品味奢華的糜爛之風，這一物質主義的興起正反映著中國與世界的複雜關係。
而在本書《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中，作者在一趟愉快的旅遊中無意間注意到了荷蘭畫家維梅爾。卜正民注意到維梅爾畫中人物的穿著打扮，訴說著新大陸冒險者的壯志雄心；靜物擺飾想像了東西貿易的熱鬧場景，牆上的海圖，手中的陶瓷，作者從維梅爾的畫中感受到了全球化的蛛絲馬跡。他將在本書以數個人物和故事，為讀者交織一個十七世紀的全球圖像，過去與現在歷歷如臨，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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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是一個充滿戰爭、飢荒和小冰河時期的寒冷時代，故歷史學家以「普遍危機」一詞來表示這個不安的世紀，但17世紀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隨著航海技術與地理知識的進步，當葡萄牙人航行經過台灣時，驚嘆「福爾摩沙」 一詞，而西班牙、荷蘭人等先後來到東亞海域、拓墾非洲、殖民新大陸，世界不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環境。
傳統觀念將近代西方歐洲的重要事件，如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等定調為今日世界的基礎，簡言之是一個現代化的進程。而歐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領先群雄，故成就今日霸權，主宰全球，現代化理論更成為所有國家民族追尋效法的圭鎳典範，這說法可以從早期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到華特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中心邊陲世界體系。而近代學者則認為他們站在歐洲路燈下看事物，自然歐洲周圍發生的事件光芒四射，而遠處風景昏暗無光。
因此大約在九零年代，無論中外均有一批學者意欲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種族主義、偏見思考，如Andre Gunder Frank、Janet Abu-Lughod、王國斌（R. Bin Wang）、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全球視野下東西方，建立一個全球世界史觀的新切入點，這使我們在認識近代世界時，應注意到人非孤島，日常生活與周遭文化正在牽一髮動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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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是一個東西文化的接觸點與分水嶺。
在宗教思想上，這個世紀有第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在神州大陸上宣揚基督神性，帶來許多新奇玩意；而中國的官僚制度、深奧思想也深深吸引西方文哲，雙方都在相互認識對方，摸索底細。
在探險貿易上，尚普蘭為了製作帽子的海狸皮，也為了發現前往中國的新航路，在北美新大陸中的叢林荒原中與陌生的原住民溝通、戰爭與貿易，一步步填滿空白地圖的間隙；在民族人種上，韋特佛瑞（Jan Janszoon Weltevree）終身留在高麗，而拉斯科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則在中國遭受村民的襲擊，正因為他們完全不同的外貌與膚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狀必怪，這是「紅毛」、「黑鬼」等種族分殊的起點，更是多民族交流的證明。
煙草成為身分標誌的流行，鬱金香化為貪婪炒作的物品，從中國的內陸小道到歐洲的寬廣海域，而沈船白獅號上的貨物，訴說著海上絲路的貨暢通行，四百年的海底長眠，陶瓷耀眼如昔，無疑見證了時代縮影。
在書末討論〈東方三王來伯利恆之旅〉這幅畫時，作者指出不同人種、文化出身的人結伴同行，走在陰暗的大地，邁向不可知的未來，這正是17世紀的貼切描述。
17世紀全球的接觸交流，使雙方從陌生到熟悉，也讓選擇保守閉關的那一方，迎接下二個世紀的無情，新帝國主義的侵略洗禮。
21世紀的今日，「全球化」不是學院理論，更非政策標語，而與我們息息相關、有著不可避免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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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開頭提到的張岱、張濤和維梅爾，這三位相隔千里且可能互不相識的人物，他們卻在同一位作者的筆下使我們知悉，因為他們都身處那個相互交流的時代。
全球化在北美洲開墾的白銀中，文震亨的長物志，也在維梅爾的畫室裡。或許，我們今天拍攝的數位相片、電子郵件，也會成為幾個世紀後證明世界聯繫，最好的史料證明。
歷史正因為如此才令人有趣。願分享給所有的朋友，共享十七世紀的撲朔迷離。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2341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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