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12【小野】 中國時報 大雨過後的彩虹
歷史從來不會被大雨沖走/未來總是在一場大雨之後 /不是每一次都等得到彩虹/泥濘的路我們還是要走 ──〈不後悔的愛〉的歌詞。
到處聽到人們在談論《海角七號》，人人關心著它的票房紀錄，就像關心著王建民的最新狀況一樣，媒體喜歡用「台灣之光」形容這些英雄，就像大家曾經流行說「愛台灣」一樣。通常當人們說著這些「光」或者「愛」時，那正表示了他們心靈非常脆弱，需要來光照亮，需要愛來溫暖。「海角七號的票房最後到底會多少？」一個朋友問著。「海角七億吧？」另一個朋友回答著。我知道，這個冷笑話並不好笑，它會勾起大部分台灣人的傷痛，但是卻正也正符合了目前台灣社會的集體情緒，悲情而憂傷。
《海角七號》的傳奇讓我想到大約二十年前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雖然他們之間有很多不同。《悲情城市》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勇奪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各大媒體都用頭版頭條來處理這個新聞，知名度由外而內的燃燒全島，票房破億，在當時國片票房低迷的情況下是一個奇蹟。我曾經用「台灣新電影運動最後的一聲悲鳴」這樣悲壯的字眼來形容這個在當時的奇蹟。
「台灣新電影運動」被認定是開始於一九八二年的《光陰的故事》和《小畢的故事》，因為當時這兩部清新的電影在票房和口碑方面都很好，引發了後來許多新導演出頭的機會，侯孝賢、楊德昌兩位導演是這場運動的指標性人物。我不免會想，《海角七號》的傳奇，到底是國片長期低迷之後的「最後一聲悲鳴」，還是像一九八二年那場「新電影運動」的革命第一聲槍響？
從時代背景來看，此時此刻和一九八二年有些相同之處，那就是當時也是全球經濟大衰退。那一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僅百分之零點七、通膨達百分之十三點七，情況相當悽慘。一九八二年，台灣的戰後嬰兒潮長大了，當他們有機會能用電影來說故事時，他們說出了許多的童年往事，這些電影由個人的記憶，漸漸擴大成集體的國族記憶，這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國片所缺乏的部份。八十年代之前的國片除了功夫和武俠之外，文藝愛情或是健康寫實多少有點逃避現實的味道，一方面是滿足新馬市場，一方面是電影檢查的原因。
所以當許多觀眾都在抱怨後來的「國片都只會得獎，都「看不懂」或是都「不好看」時，其實忽略了「台灣新電影」對後來台灣電影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藝術傾向，而是把台灣人的情感轉向對台灣本身的身世、歷史和文化的注視，不管是個人經驗或是集體經驗。這些都是發生在九十年台灣本土化之前，沒有任何政治的操弄和政治的目的。這些影響在國片市場漸漸萎縮之後，反而藉由紀錄片、電視電影（電視單元劇）或是短片的影視工作者維持著這樣的傳統和精神。
在國片市場長期低迷的漫長日子裡，不願放棄理想的影視工作者藉由公視「人生劇展」加上一些向政府申請來的輔導金，完成一些小格局影視作品。所以在沒有足夠資金奧援下，電視的單元劇的訓練加上紀錄片的拍攝成為這段時間影視工作者磨練自己的方式。電視的商業消費性格和紀錄片的紀實性格多少都影響著這一代的影視工作者，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他們比較務實，缺點是已經不太習慣思考拍一部電影的必要元素。
《海角七號》成功的原因眾說紛紜，嚴肅的人可以做學術研究，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台灣人集體的國族記憶，像是後殖民時代等等，觀影者卻只看到自己情感投射的那一部份，當然政治人物還是會告訴你說：「那是因為愛台灣。」我寧願將《海角七號》和其他同時期的國片放在一起看，像《冏男孩》、《九降風》、《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還有之前的《練習曲》，之後快上映的《一八九五》等。你會發現這些比上一代更年輕的影視工作者對於自己內在的慾望和私密更勇於表達，對於台灣多元複雜的歷史文經驗更毫無顧忌的訴說，這些都是上一代影視工作者所不能或是不敢的。
《海角七號》會不會成為「海角七億」其實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台灣年輕的影視工作者還能走多遠的路？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一場場大雨過後看到彩虹，泥濘的路還是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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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歷史老師，是會有職業病的
歷史從來不會被大雨沖走/未來總是在一場大雨之後 /不是每一次都等得到彩虹/泥濘的路我們還是要走 ──〈不後悔的愛〉的歌詞。
到處聽到人們在談論《海角七號》，人人關心著它的票房紀錄，就像關心著王建民的最新狀況一樣，媒體喜歡用「台灣之光」形容這些英雄，就像大家曾經流行說「愛台灣」一樣。通常當人們說著這些「光」或者「愛」時，那正表示了他們心靈非常脆弱，需要來光照亮，需要愛來溫暖。「海角七號的票房最後到底會多少？」一個朋友問著。「海角七億吧？」另一個朋友回答著。我知道，這個冷笑話並不好笑，它會勾起大部分台灣人的傷痛，但是卻正也正符合了目前台灣社會的集體情緒，悲情而憂傷。
《海角七號》的傳奇讓我想到大約二十年前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雖然他們之間有很多不同。《悲情城市》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勇奪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各大媒體都用頭版頭條來處理這個新聞，知名度由外而內的燃燒全島，票房破億，在當時國片票房低迷的情況下是一個奇蹟。我曾經用「台灣新電影運動最後的一聲悲鳴」這樣悲壯的字眼來形容這個在當時的奇蹟。
「台灣新電影運動」被認定是開始於一九八二年的《光陰的故事》和《小畢的故事》，因為當時這兩部清新的電影在票房和口碑方面都很好，引發了後來許多新導演出頭的機會，侯孝賢、楊德昌兩位導演是這場運動的指標性人物。我不免會想，《海角七號》的傳奇，到底是國片長期低迷之後的「最後一聲悲鳴」，還是像一九八二年那場「新電影運動」的革命第一聲槍響？
從時代背景來看，此時此刻和一九八二年有些相同之處，那就是當時也是全球經濟大衰退。那一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僅百分之零點七、通膨達百分之十三點七，情況相當悽慘。一九八二年，台灣的戰後嬰兒潮長大了，當他們有機會能用電影來說故事時，他們說出了許多的童年往事，這些電影由個人的記憶，漸漸擴大成集體的國族記憶，這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國片所缺乏的部份。八十年代之前的國片除了功夫和武俠之外，文藝愛情或是健康寫實多少有點逃避現實的味道，一方面是滿足新馬市場，一方面是電影檢查的原因。
所以當許多觀眾都在抱怨後來的「國片都只會得獎，都「看不懂」或是都「不好看」時，其實忽略了「台灣新電影」對後來台灣電影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藝術傾向，而是把台灣人的情感轉向對台灣本身的身世、歷史和文化的注視，不管是個人經驗或是集體經驗。這些都是發生在九十年台灣本土化之前，沒有任何政治的操弄和政治的目的。這些影響在國片市場漸漸萎縮之後，反而藉由紀錄片、電視電影（電視單元劇）或是短片的影視工作者維持著這樣的傳統和精神。
在國片市場長期低迷的漫長日子裡，不願放棄理想的影視工作者藉由公視「人生劇展」加上一些向政府申請來的輔導金，完成一些小格局影視作品。所以在沒有足夠資金奧援下，電視的單元劇的訓練加上紀錄片的拍攝成為這段時間影視工作者磨練自己的方式。電視的商業消費性格和紀錄片的紀實性格多少都影響著這一代的影視工作者，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他們比較務實，缺點是已經不太習慣思考拍一部電影的必要元素。
《海角七號》成功的原因眾說紛紜，嚴肅的人可以做學術研究，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台灣人集體的國族記憶，像是後殖民時代等等，觀影者卻只看到自己情感投射的那一部份，當然政治人物還是會告訴你說：「那是因為愛台灣。」我寧願將《海角七號》和其他同時期的國片放在一起看，像《冏男孩》、《九降風》、《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還有之前的《練習曲》，之後快上映的《一八九五》等。你會發現這些比上一代更年輕的影視工作者對於自己內在的慾望和私密更勇於表達，對於台灣多元複雜的歷史文經驗更毫無顧忌的訴說，這些都是上一代影視工作者所不能或是不敢的。
《海角七號》會不會成為「海角七億」其實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台灣年輕的影視工作者還能走多遠的路？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一場場大雨過後看到彩虹，泥濘的路還是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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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歷史老師，是會有職業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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